摘要：他说这话，是美化他们的政治体制，但他看到了宪政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点很有意义。 ...
侦查权能是侦查机关侦破犯罪、进而惩治犯罪的利器。
由于要病治好才能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刑罚还残忍，因为刑罚是定期的，而这种强制医疗是不定期的，所以必须人道，是治疗而非监禁。既然社会存在这些现象，就需要去治理，我们的刑法因是单轨制，治不了这些现象怎么办？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强制戒毒，对卖淫嫖娼者的收容教育，乃至劳动教养等，就纷纷以行政处罚的形式出现，零散地分布在众多的行政法规中。
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要对他们采取保安处分措施。或仅仅因为他被证实无责任能力或未被排除无责任能力而未被判处有罪，那么，如果仍然存在由于其瘾癖而实施严重违法犯罪的危险，法院可命令将其收容于戒除瘾癖的机构。但也不完全一致，可能刑事案件的程序复杂一些，保安处分的程序简单一些。从这可以看出，对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措施的裁决，实现司法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最近，挪威枪击案凶手布雷维克被法院判处21年监禁，但法院又同时决定，罪犯在刑满后，如果依然被认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话，可被继续收押。
如果因为这个人是精神病人就给予强制医疗，又有侵犯人权的危险。刑法第95条规定：外国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驱逐出境。黄明利：《司法改革问题之我见》，《政法论坛》1985年第1期。
因为它的结果是使司法变成了专政的工具。本真的司法不但不能依民意，还当有隔离民意的制度。中国古代确有官员调解，在诉讼中可以调解，但那恰恰是专制权力绑架司法的表现。一些学者以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为理据来证成能动司法，是不得要领。
现在，许多学者以西方的调解来证成中国的调解，这是故意混淆视听误导国人。请暂设资政院，以为豫备。
[11]1980、1990年代的改革是以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本来它应当更上一层楼，建立宪政的司法。正式提出司法改革大约在1985年前后。如此，则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可有可无。至1953年2月底，司法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所谓法治，就是法律规制，法律成为全体居民的活动准则，发生了纠纷，法律当具有排它性权威。需要说明的是，司法独立是法官独立而不是法院独立。酝酿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于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包括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的社会的全面改造，它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司法改革的内容。因为调解有三种：一种是民间的，这是本来意义的调解，二是司法外权力参与的，这就是中国的所谓人民调解、公安调解之类，三才是司法调解。
而权力工具意义的司法虽然也依照法律，但是一旦权力与法律不一致时，权力优先，它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权衡，不是真正意义的司法。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7] 如果仅仅是以预设的目标是否达到作为标准，那么，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司法改革。例如，高度行政化的内部管理制度，尤其是种种匪夷所思的考核，使法官只能唯领导的意志是从。
[5]三是制定诉讼程序法。[16] 这里的调解是指诉讼调解。现在能动司法成为社会主义司法的特点，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开提倡法官从居中裁判者转变成法律服务者。侵犯司法判决的终局性对司法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涉诉信访，涉诉信访的存在表明法院不是纠纷的最终解决场所，涉诉信访机构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巳，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及分设审判厅，备司法独立，增易佐治员，备地方自治，期十五年内通行。马克思的话值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家与当权者认真学习：法律是普遍的。
它的主要成就是职业法官队伍的建成，自由的律师制度的初创，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等等。民意司法更是直接与司法属性相对立的。
[6]民国继承了清末的司法改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司法，特别是自由的律师制度。第二，所有旧司法人员，以及虽然不是旧司法人员，但受到了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影响的法律工作者，都接受了思想改造（学习党中央文件，深挖灵魂深处的旧法观点，清除平时生活中残留的旧司法作风）。
第二，司法独立受到潜在的非难。加快下滑则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
见吴泽勇：《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司法工具主义。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的大作当是最早传播宪政意义上的司法的作品之一。本真的司法活动应当是自足的，它不服务于外在目的，如果服务于外在目的，它就会丧失司法的本真而堕落成为外在目的的工具。
社会公器意义上的司法或者严格说来当为宪政意义上的司法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接受这一意义的司法经历了长久的阵痛。人们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已经不是了，许多纠纷上不了法庭：立不了案。
第三次司法改革的原因是第二次司法改革的失败，它最终不但使1954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法院组织法规定的组织规则虚置，而且公检法系统也事实上在文革中基本毁灭。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存在及其活动方式，使得地方权威可以任意干涉司法。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从重建被毁坏的司法制度开始的，至今已经历经了近30年年头。[17]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8]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这方面的民谣很传神：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审理，审理不判决，判决不执行。其实，这一点马克思在160年前就说过：行业的本性是按其生命的内在原则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这就使司法完全背离了司法的本真，或者使司法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成为权力主体为所欲为的工具。
现在相关的文件与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
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司法作为学理用语最早出现在《汉书》中，作为政府职务，它最早出现在隋代，指的是执掌刑具、刑讯、执行刑罚的吏，品级通常是从九品。
【注释】[1] 1902年，严复以《万法精理》之名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的大作《论法的精神》的中文节译本。中国的司法改革问题就出在这个理想的司法出了问题。
